十天十夜(那一年的十天十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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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妈妈的记忆里，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珍贵的，越是艰险越历久弥新……

晚上回到家，刚满三岁的儿子正坐在客厅里看他的《蓝猫淘气三千问》。婆婆做好了饭菜，她拿出一张单子，说小克拉在幼儿园发烧了，这是老师曾给他吃过的药单。我一看，是“泰诺”、“小儿感冒冲剂”、“小儿止咳冲剂”之类。

真是见怪不怪了，自从小克拉九月份去了幼儿园，短短两个多月，这已经是第N次感冒发烧。吃罢晚饭，婆婆和我为保险起见，还是带着小克拉去看了老中医，开了三副中药。老郎中微笑着对我们说，“不要紧，吃了这三副药一定会好。”

我们深信不疑，小克拉可是特别服他老人家的药呢！

凌晨三点左右，小克拉又烧起来了，看来羚羊角的作用不大。我冲了一包“好娃娃”给儿子服下，一会儿他就出了一身汗，烧也退了。

上午婆婆在家看着儿子，没再送去幼儿园，而我照常去上班。一上午总有些心里不踏实，中午回家前跟领导打了个报告，如果有情况下午会晚些去。果然，一到中午高烧又起，用了半包小柴胡退烧，可是直到下午三点，小克拉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脸也越来越红，再次量体温，腋下读数为三十九度七！赶紧送医院！

市中心医院的儿科门诊少有的清闲，老医生一番望闻问切后很肯定的说是肺炎，要住院。“还是先打吊针再看看吧。”我们坚持在门诊治疗。于是拿了药在门诊的注射室输液。摆着四排木沙发的大厅里挂着两台电视机，十来个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一边看《猫和老鼠》一边吊针。我家的小子像是特意来看电视的，几个小时专注地盯着屏幕，晚上七点半一家人才饿着肚子回了家。

情况更糟了，烧没退，儿子咳了一夜。早上八点钟婆婆和我再次带着小克拉去看昨天的那位医生。老医生说病情没控制住，一定要住院！那就住吧，又不是第一次，自打儿子出生一周起，我就陪着他在省妇幼、省儿童医院住院，早就习惯了。

原来这里的住院部比门诊部热闹多了，一走进九病室就听到这里那里的小朋友在哭在叫。我问护士长是否有单间，回答是床位太紧张了，除了一间抢救室是单间的，剩下的只有三人间和六人间了。

护士安排我们去29床，是三人间的中铺。

用了一天的药，小克拉晚上不咳嗽了。

下午打完点滴，小克拉看见外铺的小朋友有一个氢气球，吵着也要。没办法，我出门给他买了两个，一个上面印着蓝猫、菲菲和淘气，另一个印着葫芦娃，他高兴地把印有蓝猫的气球抓在了手中，另一个送给了里铺的仅四个月大的小室友。

傍晚五时，病房里塞进了一个加铺，是一个两岁多的小病号，他一直哇哇地哭。他被爷爷、奶奶和爸爸围着，唯独没见到妈妈。他们一家四口都是瘦精精的，有着高高的颧骨、小小的脑袋，还操着外地的口音。孩子一直哭着要爷爷和爸爸，但是奶奶却一直把他拽在怀里。一打听，这个孩子在家已经抽搐了五个小时，大概是烧得太高太久了吧。

那孩子在间歇地闹着、哭着，晚上九点左右，他的再一次大哭惊醒了我的儿子。然后这一夜变得让人心烦意乱。小克拉隔几十分钟就醒来一次，神经质地要妈妈，一会儿说要大便，一会儿又说不要，整个晚上他的头发一直是湿湿的，我几乎无法安睡。

天还是蒙蒙亮，病房的人全都醒了，加铺的那位小朋友居然也能站在床上玩了。我给儿子穿戴整齐，想让他在查房前下地活动一下。可是小克拉没有一点儿精神，他对我说：“要出去，要妈妈抱。”“真是会撒娇啊！要妈妈抱着出去走走？”他点点头。我瞪了他一眼，抱着他朝着走廊尽头的阳台走去。他的脑袋耷拉着靠在我的耳边，不再说话。早餐时间，小克拉没有食欲，没吃东西。上了吊针后，他便睡了，头发一直还是湿湿的。

临近正午，他仍旧睡着。外铺的妈妈发话了，“你这孩子不对呀，你看他呼吸声好重，脸色也不对。”我们一惊，赶紧叫来了医生。一位医生来了，诊了一番后出去了，另一位医生又来了，接着又有几位医生来了——出事了？！

“上高氧！”“抽血！”一位护士推来了便携式吸养机，另一位护士在抽血，“你看看，血是黑色的！”我心里一阵又一阵地发紧。“要让孩子坐起来，方便他呼吸！”我毫不犹豫地坐上了床，让儿子靠在自己的胸前。送氧管套在儿子的鼻孔处，机器发出刺耳的声音，象是救护车的急救声。小克拉用口在呼吸，极度虚弱。

病房里一下子围上来好多人，有的在喊儿子的名字，他每每睁开眼看一下又闭上，仿佛要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吸气上。过了一会儿，儿科主任来了，她说孩子心跳在每分钟一百七十次以上，血液里二氧化碳浓度相当高，必须到抢救室急救。

“急救？！”我一身鸡皮疙瘩，耳旁一片机器呼啸，眼前一团人影浮动。护士通知我换房间，35号床，是一个单间。我抱着儿子移到35号病床，还没坐稳，主任又来了，她说要把儿子单独送到重症病房去，一级特护，直至脱离危险，家长只能在门外探视。

“崽崽，等会儿妈妈就不在你的身边了，有一位漂亮姐姐来照顾你，你要听话，好不好？”小克拉好象听懂了，他点了点头，于是我把他交给了一位高个子的护士。重症病室就在走廊的中间位置，里面有我的儿子和一对早产的婴儿，三名护士在里面一对一地照应着。我看见儿子在小床上躺着，好像睡着了，于是回到了35号病室。

眼看着就要好了，可以出院了，为什么突然会这样？我百思不解，心烦意乱，不知不觉呆坐至中午。

还没吃饭，一位病友的家长跑过来喊道，“快去看看你的孩子！”我一弹而起，跑到走廊的中间，隔着玻璃窗一看，三个护士正忙作一团，一个抱着我的儿子，两个在帮忙，她们是在帮他大便，可是小克拉太拧，他在反抗，小护士一个趔趄，差点儿两人都摔在了地上。“好可怜啊，我都看不下去了！”听见家长们的叹息，我再也忍不住，冲进了病室，一把将儿子搂在了怀里。

“崽崽，妈妈来了，是妈妈啊！”小克拉在我臂弯里里安静了下来。他的床上一片污秽。这孩子从不尿床的，怎么一会儿功夫就大小便都失禁了呢，我心疼极了，对护士说：“让我留下来吧，让我来照顾他！”院方答应了我的请求。

婆婆在病房外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，“我的孙儿啊，你是在幼儿园里撞邪了呀！我说了不要送幼儿园，你们偏偏不听！孙儿呀，我的孙儿呀！……”

一边是吸氧机，一边是三项监测仪，几条管子和电线连着儿子的身体。小克拉是个不喜欢束缚的孩子，他在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拨掉身上的东西，鉴于这种狂燥症状，院方破例允许再进来一位亲人陪护。

老公进到重症病房，盯着儿子，神情低落。“你妈那里安排好了吗？她这样在医院大吵大闹的，影响不好。”“放心，我姐、表哥表嫂都陪着。”“让他们陪她回去吧，这算是帮我们最大的忙了。”“嗯，她那个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谁也劝不了……”

夜深了，监测仪上的心率、血氧量和呼吸频率三栏显示的数字在171、84、65的周围波动。值班女医生说，如果血氧量能在90以上稳住就可以安心了，我和老公懵懂地点头，心里却一点主意都没有。

一个正常孩子的三项指标应该是：心率90~120、血氧量95、呼吸频率16~35。小克拉的口在费劲地张合着，沉重的呼吸声渐渐无力，氧气管给了他多大的支持？似乎没有。也许是早已无力了吧，他似乎不再那么狂燥，偶有动作，那也是在告诉我他要尿尿了，我能懂他的意思，这是做妈妈的本能吧。可我希望自己的能力再大些，大到能把显示屏上的三个数字变回到正常值以内，但是直到凌晨四点依然是166、84、66。

值班医生把我和老公叫到办公室，她用肯定的口吻对我们说：“你家孩子的呼吸不行了，必须走最后一步，上呼吸机，这是我们院里最后的措施了，当然，上了呼吸机会对小孩子的某些器官产生一些损伤，不过已经没有其它办法了！你们的意思呢？”我俩面面相觑。想到公公两年前去世时的景象，上呼吸机不就等于受罪吗！“不！我不同意！”看了一眼老公，我逃似地回到儿子的身旁，紧紧地握住了他的小手。

我们拒绝了院方的建议，固执地守在孩子的身边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希望他能靠自己的力量度过难关。

清晨七时，小克拉突然用力地挣扎起来，他痛苦地呻吟着，手捂着自己的胸口，止不住的眼泪从紧闭的眼角边划落。“崽崽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胸口痛？”他困难地点头，心率一下子跳到200以上，一下子回落到170，突然只有60、40、20……“医生！医生！”我们惊恐万状，“崽崽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坚持住！”老公也冲到儿子跟前，“崽啊，你要挺住啊！”院方立刻推来了呼吸机，叫来了实施插管术的大夫，吸氧、抽痰、麻醉、插管，二十分钟后儿子的呼吸已经由呼吸机替代，小小的嘴里插着5毫米的呼吸管，3毫米的胃管和一厘米的牙垫，周围是用来固定的胶布，漂亮的脸蛋已经扭曲了。监测仪上的数字又恢复为160、90、60。“医生，他会好起来吗？”女医生仍旧是那么肯定的口吻：“我们不能保证，现在只能说是维持他的生命体征，能不能闯过这一关就看他自己的了。”

手上和脚上分别打着点滴，三项监测仪和呼吸机都在正常运转，我的儿子昏睡着，连咳嗽都没有了声音，我握着他热乎乎的小手，在他的耳边呼唤他的名字，可是他没有丝毫的反应。中午、晚上，深夜十二点了，他依然如此。我的眼泪禁不住往下流，“崽崽，妈妈要你活着，要你活下来！”

看来，中心医院已经无能为力了，我必须自己想办法，找活路！省会城市的医疗技术一定比地方医院的强，冷静下来后，我拨通了高中同学的电话，哭着请他帮忙。他建议请省里的权威专家来会诊，并帮我联系了省人民医院的儿科主任。

老公的单位立即派车去省城，下午三点便请来了省里呼吸系统方面最权威的教授——一位中等个子花白头发的医生。他在众人的追簇下急急地走进重症监护室，“就是这个小孩子？”教授看了我一眼，马上给儿子听诊，然后问了我几个问题，又急急地走了出去。会诊的医生和亲戚朋友们都跟着去了医生办公室听教授分析病情，留下我一个人守着儿子。

没过多久，老公回转来告诉我，教授说了三点：一是这个时候不宜转院去省城，路上颠簸小孩子会受不了，会有生命危险；二是孩子得的是很严重的肺炎，病毒扩散速度很快，必须用最好的药来治；三是虽然会有被感染的可能，但是很有必要使用丙种球蛋白来提高孩子的抵抗力。

中心医院从来没在小儿患者身上使用过罗红霉素，听了专家的指点后，将药方作了大胆调整。我们如获救星，满心感恩。在省城上班的姐姐知道外甥病了，她竟不辞辛劳，白天上班，晚上赶过来帮我替手，只愿我能多眯一会儿。

我的儿子一直不醒。机器上显示的三项指标仍然是160、92、45。输液24小时不断，监测仪和呼吸机24小时运转。护士在三班倒，每隔一、两个小时抽一次痰，每隔三个小时量一次体温，每隔六个小时注射胃管一次。

我们24小时待在儿子的身边，帮他翻身、擦澡、换纸尿裤，在他的耳旁说话，在护士抽痰时稳住他的双手……一天一晃而过。

小克拉的体温一直居高不下，反复烧到三十九度七，医生决定不再用药降温，全面采用物理方法。冰冰一贴灵、冰枕、擦澡、少穿衣少盖被，儿子的体温居然下降到三十八度一至三十八度六了。

凌晨测过体温，又有些高了。看着他熟睡的样子，我决定去外面打点水来擦个澡。转身回来时看见护士们又乱作了一团，“你儿子把管子拨出来了！”“啊！我以为他——”我走近儿子，他平躺在床上，嘴里的东西已经被护士拿开了，是原来那张熟悉的脸了，“崽崽，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呢？！”一颗泪珠儿从他的眼角滚落，“痒——好痒——”他居然能说话！虽然声音是那么地微弱。“我要桔子——”“不行，你喉咙痛，不能吃桔子，刚才已经给你喂了牛奶了，你不知道吧。”“我不要牛奶，我要豆奶。”我惊喜万分，桔子和豆奶是儿子平时最爱吃的东西，他还能说话，他还是清醒的！

插管的大夫又来了，他试了几次才成功地将管子插进去，这回他用的是>5.5毫米粗的管子，他说这样就不太容易被拨出来了，还说这插管比割皮还疼，对孩子的伤害也大，千万别再来一次了！我心疼地看着儿子，他又像似睡熟了一样，咳嗽依然没有声音，但是我不再那么害怕了。

中午时分，婆婆带着一个陌生男子突然走进了重症病室。那男子穿着灰布衣服，手上拿着一个道具，围着儿子的病床绕了三周，口中念念有词。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“莫作声！这是来保佑你儿子的！”“快出去，医生就要来了。”

三项指标逐渐正常：120、96、35。

早上做了抽血检查，血常规已经正常。肺部照片显示：左肺恢复较好，右肺仍有阴影，下肺好于上肺，估计是插管的影响所致。院方决定下午撤呼吸机。护士准备了五十毫升的果汁让小克拉自己吸，如果他不能进食，那么就只能保留胃管。

几乎在插管被拨掉的同时，小克拉睁开了眼睛，看见我望着他，他马上开口说了些什么，声音太小，我把耳朵凑到他的嘴边，听清楚他在说“我的气球呢？”

“要你的气球呀！”婆婆一听，马上跑出去买气球了。

“米粉没有，你先喝点果汁吧。”护士把吸管放进小克拉的嘴里，他三下五除二地一吸而光！

“呵！也撤掉胃管吧！”医生笑着吩咐护士，她哪里知道我家的这个小子是个食神啊，平时比我吃得还多，要不然怎么会超高又超重呢，我不禁也笑了。

没有了呼吸机的轰鸣，重症监护室里温馨了很多。小克拉在不停地念叨：“我要吃米粉，我要吃桔子，我要吃……”“啊，我的崽崽变成米粉崽崽了！”医生嘱咐我们只能喂流质或半流质，哎，要辛苦他多吃几顿了！

下午三点，小克拉从重症室迁回普通病房，靠近走廊尽头，非常安静。阳光从绿色的窗帘透进来，照到熟睡的小克拉的脸上。他在扯着嘴角笑咧，大概是在享用一餐丰盛的美食吧。

“人世间，除了生死，再无大事。我们接受任何一个人突然说再见，如果我们已经记住了每个值得珍惜的当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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